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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戰 全球開打
法國、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大學,競相把學生送到世界練兵,他們要未來人才有國際視野、創新思考、溝通能力,台灣的大學如何應戰?
文/李雪莉
天下雜誌249期

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未來人才面臨的對手,是不同種族、膚色、地域的各方好漢。台灣的人才戰場,也從島內延伸到區域與全球。

 一年四分之三時間待在國外的英業達集團副董事長溫世仁,過去由台灣的祕書負責規劃他的行程,現在,隨著企業戰場廣布全球,祕書也在地化分布於大陸、日本等地。

 「因為,沒有什麼事一定得由台灣人來做了,」溫世仁比喻這場全球化競賽的激戰程度:「就好像一覺醒來,六十個大陸人站在你門口,告訴你:『我們拿四分之一的工資就能和台灣大學生做同樣的事情』時,台灣人的優勢就這麼被取代了。」

 他認真的警告:台灣高等教育人才要不被淘汰,只能自我升級。

 許多企業為了提升自己在全球的競爭力,等不及大學培養出他們需要的人才,企業不但到全球獵人,也把員工推向國際舞台學習。

 在高階主機板領域頗具名聲的陞技電腦,這幾年不但前往美國、法國、土耳其和中國大陸獵人,也積極培養全球化的台灣人才。

 陞技董事長盧燕暉不客氣地說:「長期以來,台灣培養的人才最多成為區域性人才,距離全球化還有段距離。」
 所以,陞技每年送不少員工到國外大型機構上課,每位成員花費三、四萬美元的高學費,盧燕暉說:「這種國際級的戰鬥營,才能讓真正的國際人才,快速地感染、帶動台灣人才。」

把學生推向國際

 兩年多前的大學校長會議中,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在近百位大學校長面前,公開批評台灣的大學國際化視野不夠。去年十一月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裡,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台灣研究生欠缺批判性思考,感到十分憂心。

 這顯示未來人才的競爭,除了需要語言與專業技術能力外,團隊合作、創新與獨立思考的能力,更是與世界競爭的關鍵。

 企業對高級人才需求迫切,而產出高級人才的大學,從美國、歐洲到亞洲,都意識到培育全球化人才的重要。

 不少大學正努力創造磁吸效應。一方面,盡力吸引各國人才前來就讀,另一方面,也把本國學生推向世界學習。一來一往,為的就是培養具全球知識厚度與國際觀的人才。

 法國、德國等大學開始吹起「自由移動者」(free mover)的跨國學習風。即使學校間不存在正式合約,仍接受學生半年至一年的互訪交換。

 正在奧地利進行博士生交換的政大科管所博士班學生王美雅,就感受到歐洲興起「國界移動」運動的影響,她說:「從語言、思考方式,到學習態度上,開放許多學生學習的空間與可能。」
 英國牛津大學前年向全球宣示,要透過網路授予博士學位,而且二○○五年要達到吸收全球七千名學生的目標。
 新加坡也不落人後。近來,星國政府主動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合作,邀請MIT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科技大學組成SMA(Singapore-MIT Alliance),在新加坡開設為期五年的科技創新課程。而新加坡政府第一年就向MIT奉上兩千萬美元。

 鼓吹高教人才向外學習最大受惠者為美國,根據美國外貿統計,光是二○○○年,高等教育就幫美國賺得100億美元的外匯,為美國服務業第五大出口收入。

 各大學打破地域與疆界的學習,鼓勵學生跨國互動的效益何在?

法國在台協會副主任傅磊認為,法國在接受各國學界的刺激後,這幾年在醫學、生物、航空上皆有耀眼的表現,像是在數學上,法國就擁有九位Medal Prize(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得主。

 「如果沒有外來刺激,長期依賴一種教育方式、一套思維模式,大家想的雷同,犯的錯也一樣,」傅磊帶著法國人慣有的自信說:「這對科學發展或創新產業來說,是相當危險的。」

 全球化,讓不少大學拉近自己與世界的距離,更運用外國的優勢,提升自我。而台灣的大學,有沒有培養玩「世界遊戲」能力的人才?

一味求量,台灣高教貶值

 與國際間大學的跨界學習速度相比,台灣反而有減緩移動學習的趨勢。

 觀察一九九五年至二○○一年赴美的全球留學生人數,最為狂熱的是中國大陸與印度學生,人數皆從三萬多人攀至五萬人以上,韓國、加拿大、日本也有成長。但台灣留美學生的數目則減少四千多人。

 即將在二月卸任的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十分擔心這樣下去,台灣有國際歷練的高級學術人才來源,「有斷層的危機。」他指出,由於過去二十年來大陸大量留學的結果,已有不少四十歲左右的大陸留學生在美國大學擔任正教授或知名國際公司的中高階主管。而台灣在這一年齡層的人就少很多,較多的是六十歲上下的學者。

 雖然台灣近來每年約有兩、三萬人出國遊學,但是,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李振清平心而論,遊學與留學仍有不同:「學術上,西方的研究精神與方法論是比台灣強的。要有踏實的外語能力、經過學術倫理的檢驗,留學是考驗,是有意義的。」

 對外,出國留學的人數減少;對內,島內大學也未創造外國人前來學習的國際化環境。

 擁有外籍生人數最多的台灣大學,僅有220位外籍生,而外籍生比例最高的政治大學,比例則只有一˙五%(一九四人)。相較之下,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外籍研究生人數,就佔了七千七百名研究生的三二%。

 從英語授課的情況來看,也顯示大學國際化情形並不理想。

 元智大學兩年前即鼓勵老師以英語授課,但目前僅有五位老師開設共十四堂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元智更大膽規劃九十一學年度入學學生總畢業學分的四分之一(約三十個學分)課程,必須以英語進行。 在日本,同樣視英語為非官方語言,但其縣立會津大學在五年前,校內的外籍教師即達六○%,課程多以英語進行。

 元智大學研發長尤克強分析,國際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不外乎本土博士所佔比例高、在國外取得博士的人沒有英語教學或工作經驗。最重要的是,國內缺乏英語學習的環境,「政府系統只看中文文件,國際化程度怎麼比得上香港與新加坡?」他說。

 從一些數據上,也顯露高教發展近年來潛藏的缺陷。大量擴充大學及研究所的結果,台灣很可能要面對高教貶值的危機。

 十五年間,台灣四年制大學與學院增加近五倍,從二十九所增加至一四三所。大學生突破五十六萬人,人數佔同年齡(十八至二十一歲)人口比例的三五%,而研究生則以每年一萬多名的速度增加。一些理工大學,如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研究生與大學生比例甚至已達一比一。

 民國八十三年,教改提出廣設高中、大學的目標,使大學數量爆增。但是,高教經費未大幅增加,使得每位學生的平均教育經費支出降低,如台大、清大等研究型大學平均每位學生可分得的教育經費,在十年間,由六十五萬元降到約二十萬元左右。

 在大陸被列為「重點中的重點」的北大與清華,能獲得的資源卻急速攀升,除了政府每年核撥的一˙八億人民幣預算外,另加三年18億人民幣的額外補助。

 清大教務長彭宗平感嘆大學擴增後伴隨而至的副作用:「高教普及化的結果使國民素質提升,但膨脹速度太快,反而犧牲了有基礎的學校。」晚上十一時,他邊帶學生做實驗,邊憂心高教的未來。

 過度重視數量的提高,已影響台灣在國際學術上的表現。例如,在「科學引用索引」(SCI)上,台灣二十年來發表的論文篇數,雖從全球第四十名躍升為十九名,但台灣近來在「論文的平均引用率」(RCI)上,卻遠低於全球平均值,表現甚至比泰國、南韓還差。

開放、開放、再開放

 「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是創新,這顯示台灣創新能力不足,未來產業要何以為繼?」理著小平頭,五十多歲的台大化學系教授劉廣定的話裡,除了擔心,還是擔心。

 如何迎戰全球挑戰,追求開放與彈性,似乎是大學的唯一出路。

 以公立大學為例,在「大學法」的限制下,包括人事、課程、財務的安排與運用上,都受到教育部的管制,學術自主無法真正發揮。

 特別是全球化後,如何以彈性財務運作,爭取國際級教師與教材內容,是大學能否躍升國際的指標。

 宏眥簹鷛|針對高階經理人開辦的標竿學院,一九九九年開始與美國桑德博(Thunderbird)大學合作,讓不少跨國集團的主管深刻感受跨國師資與教材學習的重要。

 前年十月,一群四十來歲的「資深學生」前往美國亞利桑那州,上了名為「在沙漠中如何創造一支冰上曲棍球隊」的課程。

 一位高科技負責人描述,「當時跟我們上課的老師是鳳凰城『土狼隊』的總經理,他用『土狼隊』在當地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如何在一個不對的環境裡,還能開創市場。」他指出,如果台灣的大學也能多引進些「個案研究」或「計劃執行」,年輕人一定會有不同的視野。

 國內不少大學也感受到師資、人事與組織改變的重要。
 清大就史無前例地,透過向國內基金會申請補助與企業募款的方式,延攬美國科學院與中研院雙科院士徐遐生回台擔任清大校長,以彌補徐遐生在美、台兩地每年高達四百萬台幣的薪資差異。

 另外,為了培養未來產業可能需要的人才,台大、清大近來也進行全校系所的評鑑,大幅決定系所去留,並進行資源重分配。

 其中,台大農學院變革最為劇烈。動物系、植物系將合併為生命科學系,農機系已調整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這些系不只在名稱上有所調整,課程與師資聘任上都有巨大的變革。

 「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牽涉到許多老師的權益與工作內容的轉換,」台大教務長李嗣涔一年來花許多時間在組織的溝通與協調。

 去年開始擔任政大副校長的司徒達賢,也開始將企業管理理念用在課程改革上。為使課程更符合社會所需,他積極推動「分院不分系」和「學程制」創作作法,希望藉此增加學生的廣博度,並迫使老師授課認真。

危機也是轉機

 在內部,大學加速變革;在外部,大學則積極打造國際化形象。

高雄西子灣海岸旁的中山大學,將成立「國際研究生學院」,授予外國學生博士學位。

 其實,近來在中山、淡江、政大校園,都感受得到異國情調。不少大學為了吸引學生,都積極建立「交換生」與「留學生」制度。

 淡江每年送出二百多位大三學生到美國、加拿大、日本、瑞典等國家一年,與外國學生一同上課。

 淡江大傳系四年級的吳苑菱,去年前往日本電氣通信大學,這個大學是為Sony、Panasonic培養人才的著名大學。在電氣通信就讀期間,吳苑菱每天以日語及英語上課,回台後,她不但通過高級日語的檢定,就連生涯規劃也起了變化,她說:「如果要當駐日記者,還得再努力一點。」這趟留學經驗開啟她未來跨國發展的可能。

 除了增加英語授課、交換學生的計劃,各大學也積極與國外學校策略聯盟,希望有朝一日能「出口」自己的品牌。

 MIT史隆管理學院準備在台設立「亞洲創業發展中心」,不久前MIT釋放與台灣的大學合作的消息後,幾所公立大學校長積極爭取機會,結果由台大、政大、清華拔得頭籌,未來將對企業開班授課。

 「MIT賣它的品牌,我們的企業可借重對方的知識,並加強與國外產業的聯繫,也有助大學與企業的互動,」政大校長鄭瑞城分析。

 雖然大學亟思創新,但大學能否真正開放,仍有待更多制度上的解套。

 即將卸任的教育部長曾志朗不諱言:「我們的法令原本是要避免不好的學校違法,卻同時綁住像台大這樣的巨人。」

 全球化,讓各國企業與大學努力創造未來人才,雖然全球化帶給台灣危機感,卻同時也是刺激台灣自我提升的轉機。

大陸如何拼高教

 「妳知道大陸教育部今年提供一百個員額,邀請國際級的大陸(留外)學者或國外學者,每年只要到大陸客座一個月,就有十萬美元的獎助嗎?」教育部長曾志朗在部長座車上,想到大陸在高教上的積極動作,不禁激動起來。
 這幾年,台大、政大、交大、清華、元智等公私立大學,紛紛組團到大陸各大學參訪。目睹大陸投資高教的決心,一位國立大學教務長諷刺地說:「台灣的高教像是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大陸走的卻是社會主義中的資本主義。」
 大陸是如何拚高教的,有什麼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大陸政府對大學的限制相當少,開放與彈性,使大陸高教能在短時間有驚人的成長。
 例如在學費政策上,一九九六年前,大陸大學以公費制度為主,學生上大學免費、學校給予津貼,畢業後還由政府進行工作分配。如今,大陸高教普遍收取學費,學費水漲船高。
 以北京大學、北京清大等幾所重點大學為例,本地生學費每年約4000元人民幣。
 念藝術與電影的學費更為驚人。前高教司司長、現任台南藝術學院校長黃碧端以中國美術學院(前杭州美專)為例,本地生學費一年1萬5000元人民幣,「收取的學費比台灣高,老師薪資卻是台灣的十分之一,學校可動用的資源很多。」黃碧端說,相較下,「在台灣賺一塊錢學費,是要頭破血流的。」
 二十年來,都在進行大陸教育研究的政大教授周祝瑛發現,大陸高教市場化、績效差異化的情況十分徹底。例如北京清大,自一九九九年底把教授的工資分為九級,除了基礎津貼,還有以業績點數計算的特殊津貼,績效則是以老師上了多少課、做多少研究來決定。
 市場化的情況,還包括校辦企業的盛行。清大校長劉炯朗表示,光是北京清大的校辦企業,其市價就高達一百億人民幣(相當台幣四百億元),由於是校辦企業,每年還回饋一億人民幣給學校。
 全球化,讓競爭白熱化。英國政府近來打破學費不得超過1075英鎊的規定,漲到3000英鎊;歐洲不少國家的大學,也從不收學費到酌收費用,全世界高教都在向自由市場看齊。
 去年底,台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條文順利三讀通過,給公立大學注入強心針,大學財務獲得相當程度的開放。現在,各大學更等待「大學法」的修正案能順利通過。只有當法令鬆綁,台灣的大學才有機會脫離預算、人事、審計法的限制,在開放與彈性中,與世界匹敵。